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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外婆—崇德老人聂曾纪芬  

2013-08-24 14:05:00|  分类: 杂谈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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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载台湾《中央日报》 张心漪

我的外婆曾纪芬,晚号崇德老人,生于一八五二年(咸丰二年),殁于一九四二年,享年九十一。她是曾文正公国藩的季女,二十四岁于归聂氏。秉性忠厚,勤俭治家,遵守文正公的庭训,并以教诲子孙。她有儿女十二人,孙辈七十二人(六十二位长大成人),曾孙辈三十八人(她生前已有的)。外公聂仲芳于一九一一年去世,那时外婆正六十岁。以后三十年,大家庭以她为中心。儿孙敬她爱她,但并不怕她。因她慈祥公正,和蔼可亲。至今,在她老人家去世多年后,提到她时,分散各地的孙辈,都仍引起愉快的回忆,更增彼此间的感情与联系。

我出生时,她已年过六十。每逢星期天,各房的人必然去“老公馆”相聚。我记得她穿着黑绸长裙,深蓝绸长长的短袄,银白的头发在脑后挽一个髻,插一根翡翠扁簪,带上黑缎的护发帽,前面钉一颗周围镶珠子的翡翠帽花,瘦小的身材,笔直挺硬,脸上永远带着令人难忘的笑容。

 

她的生活极有规律,每天六时起床,七时早餐,饭后祈祷,读经,然后看报、习书法。除非有外客来访,否则她的日课是不变的。孙儿辈到面前来请安问好,她也只微笑点头,仍然继续做功课。虽然她不特别注意我们,我仍然爱在她房间逗留。从她安详宁静的态度中,我能得到一种力量与安全感,这是别处得不到的。

在我长大后,我渐渐了解她。在她九十一年岁月中,她真是历经沧桑。先是太平天国、八国联军,推翻满清,北伐成功,两次世界大战等大动荡。本身也由侯爵之女,巡抚之妻而为企业巨子之母。幼年受儒家教育,六十岁后笃信基督教,以家产十分之一为慈善专户,实行什一捐。她自奉极俭,乐善好施。社会地位,田产纱厂,并不曾影响她的生活方式或价值观念。

中日战争期间,因避难而有幸与她同住一屋,乃有机会与她多接触。每天我与她一同早餐(只有我一个人起得够早),她也非常喜欢我。在早餐桌上,她会谈起许多掌故,亲戚朋友,偶尔也加上一点她的人生哲学。在逐日熏陶之下,我渐渐地熟悉了她的思想,她的为人,以及许多掌故。

 

日子愈久,我愈感到和她亲近,我记得她坐在缝衣机前替将士们缝征衣;我记得她用各种药材自配西瓜散;我记得她和六舅父讨论如何分配慈善户的捐款;我记得她跪在床畔的矮椅前为国家、为人民祈祷;我记得她每年在生日时接受儿孙们的贺拜;我记得她在燕大司徒雷登先生茶会中与中外人士笑谈;我记得她的安详,她的微笑,她的慷慨,她的谦和。

 

因为她是如此难忘,我曾经试着写些短文来纪念她,表达我的怀念,但愿在这些粗浅的文字中,能让大家看到的,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女子,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。从她身上,我们也可看到中国女子的美德与楷模。

在我的记忆中,外婆家永远是一座美丽的迷宫,那里有曲折的小径,可跑汽车的大道,仅容一人通过的石拱桥,金鱼游来游去的荷花池,半藏在松林间的茅草亭,由暖气养着玫瑰、茉莉、菊花、素心兰的玻璃花房,小孩随时可以去取葡萄、面包的伙食房,放着碳熨斗和缝衣机的裁缝间。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,三层楼上两间堆满着箱笼的“箱子房”(这是我们对它的称呼)。

 

在那两间黑暗、阴沉、百叶窗紧闭的房间里,沿着墙边以及房间的中心都堆满了箱子:三四个一叠,黑色或红色的皮箱,上下有夹板,用棕绳捆着。箱边上贴着褪了色的红字条,写明聂记第几号。箱子上的锁有着不同的钥匙眼。有的“工”形,有的“一”形,有的“上”形,有的“Π”形,需要不同形的钥匙去开。还有些挂的是北平制的白铜诗句锁。若要开锁,必须先将诗句如“春眠不觉晓”或“一片冰心在玉壶”,连成一行,锁才可以拉开。这些箱子里便放着外婆全部的珍藏。

 

我不知道那里面到底有些什么珍宝,但有一些我是知道的。有些箱子里放着字画,上面有纸条写得明明白白。其中每逢新年喜庆要取出来挂的,有钦赐的御笔福字,曾文正公手写的对联,绣花挂屏。其它也常取出来用的,有绣花桌围,椅披,纯银餐具,杯盘碗盏,各种摆饰。有些箱子里放了绣花被面、枕套、靠垫、衣服、袍料,这些都是向湖南黄女士所办的刺绣学校定制的,以备不时之需。有些几乎不大开动的箱子则放着朝服,朝珠谱挂,铜钱穿成的剑,祖先的墨宝,文房四宝和各种纪念品,我外婆的四季衣服,被褥帐子,以及人家送她的衣料、饰物。

最令我感到兴奋的事,莫过于在母亲进外婆那间圆形的书房(我们都叫它圆房),外婆微笑着向她说:“三月十五张家三小姐出嫁,我想找一幅被面,一对枕套送去”,或是“七嫂的女莲弟下星期满二十岁,我替她定绣的旗袍该拿出去了。”

 

于是母亲便会叫服侍外婆的周妈(我们背后叫她大鼻子周,因为她的鼻子大而有肉)和丫环顺喜,拿了钥匙包上楼。钥匙包是用花布拼成的,里面放着各种钥匙,包起来比婴儿的头还大,虽然很重,我仍然要抢过来,得意洋洋捧着,跟在母亲后面走上三楼。

 

先要打开箱子房的锁,推开了门,打开了电灯,我们鱼贯而入。房内百叶窗紧闭,空气不甚新鲜,但我觉得十分兴奋。在那么多箱子中,只有母亲才记得哪一只箱里放了些什么,应该用哪一把钥匙去开。她会对顺喜说:“把工字钥匙找出来,打开聂记三号挑皮箱。”或是“这只黑挑皮箱里放的是绣花被面,你记得如何联那一句吗?”虽则我不常有机会进箱子间,每次进去,总觉得是进了另一个世界,神秘、美丽、珍贵,永不缺乏的世界。

但是有一件事,我永远弄不明白:我的外婆虽然有那么多珍藏,自己却从不穿戴华服,房里也没有任何摆设。她房间的家具是十分朴实简单的。一张腰子形的书桌,上面放着圣经、眼镜、镇纸、笔砚,有一个贝壳碟子,里面放几条茉莉花,一张藤椅,上面放个花布靠垫,她每日就在这里读经看报,练习书法。有一架玻璃柜子放些日常用物,一张小方桌,几张椅子,客人来时可坐,如此而已。衣服也永远是蓝袄黑裙,缎帽缎鞋,饰物则有一根翡翠扁簪,一颗帽花,一付珠环,一只手表。几乎从无变化。我真是想不通,为什么外婆从来不用她三楼那些珍藏?假如我有那么珍奇可爱的东西,至少也常常拿出来看看吧?决不会让它们在箱子里呆放着!那时我才十一二岁,不懂老人家的想法,心里有一点不佩服。而且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件事,使我更加是堕入五里雾中。

 

那天随着母亲去外婆家,外婆正好在楼下会客。来客是两位美国太太,妈妈也要在里面帮忙翻译。我真是感到很无聊,只得走上楼到外婆房里。只看见周妈一个人在翻抽屉,似乎要找东西。“周周,你在找什么呀?”我问她。“哎,庆小姐,你来得正好。”她抬起头来对我说,“我想找一块零头,老太太的夹袄袖子破了,我想找出零料来做袖子。你的眼睛好,快帮我看一下,到底哪一块料子是和这件衣一样的。”

 

我很快便找出一块丈青湖绉来,送到周妈手里。却忍不住要问:“周周,外婆东西好多呵,楼上那么多衣服,衣服破了,何必补呢?”周周绉着眉不答话。佣人是不作兴批评主人的。而且她跟了外婆那么多年,已看惯了外婆的作风。于是我只得在回家后问母亲:“妈,昨天我看见周周在找零头给外婆补衣服。外婆在箱子间里有那么多衣服,为什么还需要补来穿呢?”母亲叫我走到她面前,先告诉我,小孩子不可以随便批评长辈。然后告诉我,外婆不主张浪费而要惜福的。每个人一生只有这么多福份,因此不可过分享用,免得福份用尽,老来吃苦。箱子间里东西虽多,有许多都是纪念性的,要留传给子孙。有些是过年或有喜庆才用的。还有许多是为了送礼而准备的。不享用正是她的美德。

虽然我很有礼貌地点点头,我并不明白母亲的意思。我不懂为什么要惜福,福是看不见的,如何惜法呢?我心里想,外婆会不会是小气的人呢?把东西看得那么重!固然,在我十岁整生日时,她老人家带我去庆云楼打了一对金镯子给我。又向湖南黄女士定绣两件袍子给我和妹妹,因为妈妈喜欢把我们二人打扮成一样的,让大家觉得我们是双生。但是我总觉得她太注重那些珍藏了。

 

民国二十六年(一九三七年),八一三事变不久之前,上海局势已十分紧张,六舅父为了安全起见,在法租界租了一幢三层楼的洋房,接外婆去住。她原不肯去的,但经不起舅父们的恳求,才答应去暂住一时。她只带了随身衣服,平常用的书桌,玻璃柜及铜床。然而她却指定要带她的缝衣机。那时还没有电动缝衣机,只是用脚踏的。她说要用它替将士们缝衣服。

在八一三事变前两天,三舅父来说,外婆要我们一同去巨泼莱斯路三号暂住。于是母亲带了我们四个孩子(哥已在南京兵工署服务),也都搬入那不十分大的三层洋房。有着四五幢洋房的大宅子,由一二十个佣人留守。中国经过太多的战争,没有人把这场战争看得太严重,最多两个月吧,我们又可搬回去。一二八事变,我们不也避过一次难吗?这时我已进了燕京,学校回不去,只得暂留上海。我看到我的外婆仍和平时一样,祈祷、读经、看报、写字,而且替兵士缝衣服(那时她已八十六岁)。我也和几位同学去伤兵医院服务。每天一早出去,到医院替伤兵写家信,或读书报给他们听。军民打成一片,士气极其高昂。

 

那一天,我由伤兵医院回到家里,只见后门口站满了人。走近一看,原来所有留守的佣人已走出来,各人手里提一个包,满身尘土,七嘴八舌,在那里说个不停。原来日本人已占领了我们那大宅子,要在那里驻军,把所有的东西都没收了。把佣人全部赶了出来,一人只许带一个小包裹。一路上有许多关卡不许走,他们绕到浦东那边才走了过来。

我第一个念头就是外婆,他珍藏在三楼箱子间的东西。哎,她平时那么珍惜的东西,都被日本人抢走。以她八十六岁的高龄,如何受得了这份打击?我赶紧奔上楼,要告诉母亲,千万不可给外婆知道。母亲还没有来得及走到房门口,已经有一个丫环,慌慌张张冲进外婆房间,紧张兮兮地喊着:“老太太,不好啦!老公馆被日本人霸占,郑司务他们都出来了,如今在下面。”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,只得反身往下跑。

一二十个佣人都已上了二楼,围成半圆形在客厅站着,郑司务—裁缝兼管家,男工董国强、刘妈、童嫂、门房老周、彭厨子、花匠,我家总管老刘,包车夫阿福,爱吹牛的史五(他们叫他史牛皮)、毛头,王妈,我一时也数不清。大家表情严肃,都垂手站着。我只得也站在一旁看着,没有了主意。

 

只听说,“老太太下来了”,大家屏着气,不敢出声,连一根针掉地都可听见。外婆由顺喜扶着,从楼上缓缓地走了下来,安详地在一张椅子坐下。年长的郑司务,走前一步,老泪纵横,掉在他的白花胡子上:“日本人闯了进来,蛮不讲理,把我们赶了出来。一点东西也不许带。老太太原是留着我们看家的。我们没看好,真是对不起您老人家。”又拿手拭泪。外婆安详地望着他们,一个一个地看过去:“你们全体都出来了吗?大家都平安吗?”“都出来了,人也平安,只是老太太的东西……”老人家说不出话来,眼泪又往下掉。我在一旁听着,心里也干着急。生怕气坏了她老人家。外婆听了他的话,点头微笑。“人平安就好,东西是不要紧的。”

惊讶、安心、惭愧、敬佩,在我心里聚集。呆呆地望着她,我几乎掉下泪来。过了这么多年后,我终于真正的了解了我的外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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